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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是英国设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
这些洋行来头大、资本大，它们通过经营外国在华洋行的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吸储华人存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等业务左右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
胡雪岩虽然不是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但他与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后来采办船政局机器、西征武器、筹借西征洋款。
无一不是借重于洋行。
“惟利是图”
的洋人知胡是左宗棠的宠儿，做生意又出手豪阔、讲求信誉，因而也将他“推为中国第一人”
，信其千金一诺，遇借款总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画押方可。”
其见重于外洋，由此可见一斑。
与那个时代许多办洋务的人不同，胡雪岩在洋场上始终抱着一种正确的态度。
他一向认为，同洋入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
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而他自己，始终抱着在商言商的态度，平和地对待洋人，不卑不亢，保持了民族的自尊心。
中国封闭多年而养成自高自大的恶习，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
在文化上，崇孔崇古，排斥打击外来文化。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尽吃败仗，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明，无论是官吏还是山野村夫，一听“洋”
字便色变。
形成清末的奇特社会现象，一部份人对洋人的玩艺顶礼膜拜；部份人则大力排斥，极力要求再度锁国，而只有像胡雪岩者才能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洋人、洋务与整个西方世界。
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极有远见的人，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
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反而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
胡雪岩曾说道“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
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到全国的生意，”
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同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
胡雪岩是商人，最重实际，他看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抵抗，然而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
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终将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远离中国的呢?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经济上获得实惠，所以洋人如果生意上受到损失，他们总是叫嚷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但实际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那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
这种睿智的眼光，在当时是极难得的。
也正是这种正确认识使胡雪岩得以正确对待与洋人的生意，从中获利为自己累积了更强的经济实力。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
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
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了洋人做生意。
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
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正因如此，他曾抱怨道：“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
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
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
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
你看这条路子走的通，突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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