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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爱我，迥越恒俗，望常以药石之言相绳。
居高位而不败之法，只有谦虚谨慎而已。
咸丰四年（1854）九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就已申明了这一原则：“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唯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曾国藩的谨慎，体现在行事务个方面，如交友慎重，用人谨慎，谨言慎行等。
而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时时反省自己的“悔”
字诀更是有效。
官居高位之后，曾国藩时时反思自己，力图避免一切缺点，使别人无瑕指责，从不授人以柄。
同治帝继位后，曾国藩受到了隆重的封赏，简直受宠若惊。
然而在他的家书、日记、书信中，都找不到欣喜的字眼，反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
几个月间，朝廷数次封赏，被任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并加太子少保衔。
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按察使，赏穿黄马褂。
曾贞干以同知直隶知州选用。
但曾国藩在家书中，一再告诫高官难做，要谨慎行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给二位弟弟写信，叹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
二十四日，又写信说：“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次年正月初一，曾国藩被加协办大学士衔：曾国荃授为浙江按察使。
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
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
此时政变之后不久，慈禧垂帘听政，顾命八大臣四死四革。
曾国藩之所以畏惧，也是有前车之鉴。
惊惧之余，曾国藩开始反省自己有无过错。
经过一番自我检讨，他认为尚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年年底，他给曾国荃回信说：
弟因时贤开府论及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一节，极是极是。
余三年以来，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唯保举太滥，是余乱政；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此外省不了了。
从此信来看，曾国藩还是有自信的。
但宫廷权力结构的变化再次使曾国藩警惕起来。
自从辛酉政变以后，慈禧垂帘听政，而恭亲王奕沂则操持大局。
奕沂思想开放，与洋人关系较为融洽，同时有改革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创办洋务。
当时的“洋务运动”
，京城以奕沂为首，地方则以曾、左、李、沈为首，互相支持。
但慈禧为进一步控制大权，将奕沂视为对手，借机削其权力，最终迫使他屈服，完全交出权力。
1865年后，奕沂几乎已经退出政坛了。
对此曾国藩十分震惊。
这年三月十八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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