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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
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
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
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
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
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
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
因此．亏空补乎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
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
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
，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
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过密交往。
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
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曾国藩在遭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诉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用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
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
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顾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
，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
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
之策。
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顾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
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意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
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
。
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
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诉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
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
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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