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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烦。
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
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越控制不住大局。
须以谨慎为怀
曾国藩语录：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
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
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
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
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
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
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
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
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
如果闯人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
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
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
最初，他的
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
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
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
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
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
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
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
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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