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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权变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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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条条道路通罗马，当一条路走不通时，就必须进行多种尝试，灵活求变，寻找其他出路，这样方可成功。
李鸿章一生做人做事始终坚持灵活权变之策，他积极进行创新求变寻找出路，为人处世有屈有伸，有进有退，这使得他在各种场合都能保护自己，在明争暗斗中避开险象，坐稳了自己的位置。
为自己申辩要巧妙
淮军在苏南用兵，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连续攻克了苏州、常州等名城，可以说是势如破竹，这甚至大大出乎了曾国藩的预料，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当初让少荃率淮军一旅之师，赴海滨一隅之地，只是想让他保护上海的饷源不受侵犯，没想到只过了一年，就能有这样的功绩，真是‘本非始愿之所及，亦愧谋略之不如’。”
淮军能够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迅速跟上了同时代的步伐，实现了军事装备的近代化。
淮军初建时，一切全都仿照湘军的营制，但是到了上海后，“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
。
李鸿章和淮军将领通过观摩和讨论，认为必须成建制地编组洋枪小队，再加上开花炮队，只有这样才能在实战中发挥最大的威力。
于是李鸿章立刻请大哥李瀚章从广东派人到香港购买洋枪，在各营编组洋枪小队。
首先编组的是韩正国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然后是刘铭传的铭字营和郭松林的松字营。
要将江苏厘捐收支情况“造册报部核销”
，这是李鸿章当上封疆大吏以来，第一次遭人弹劾，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危机，他为此而“怆惘”
不已。
岁收4000万两之数，固然有点夸大其词，但当时苏南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李鸿章增设厘卡，原本是为了战争需要，但他也确实在其中大大地捞了一票。
而且，由于他独占了这一块最丰厚的饷源之地，加上军事上进展顺手，志得意满之余，很容易遭到同僚的嫉忌。
随着苏南战事的结束，再要让这一地区承受过重的捐税负担，显然与常理不合，所以在初期能和李鸿章以及湘、淮军保持合作关系的江苏士绅，这时也明显与其有了利益上的冲突，殷兆镛和王宪成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而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看到李鸿章的淮军异军突起如此之速，自然也要搬出一贯运用的操纵驾驭之术，加以警戒，就像当年压制曾国藩一样。
曾国藩在得知此事以后，也有点担心，他写信规劝李鸿章：“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激撞，仍有寻隙报复之虑。
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总宜处处留有余地，以延无穷之佑。”
也就是劝他大事较真，小事装糊涂。
但李鸿章毕竟不是曾国藩，他的反应十分迅速而又强烈。
上面叫他撤查属吏，他的第一步却是为部下安慰打气，并且自己承担责任。
他写信给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说：“殷兆镛的奏折，捏造名目，实在可恶。
厘卡设置之密，东南各省都是相同的，他完全是少见多怪。
即使有责任也怪不到地方官的头上，大家尽可放心，出什么事我一个人兜着，与各位无关。”
因为刘郇膏一向以“青天”
自称，很怕担上横征暴敛的名声，所以李鸿章首先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接着，他又写信给负责总办厘金事务的陈庆长，表示自己要抗争到底：“自殷兆镛奏稿发钞；知者成为不平，不知者籍以哧制，而吴人因此造谣抗闹。
鄙人别无他计，做一日官，带一日兵，即办一日厘捐。
与其病农，不如病商，况非真病也，如有离任督剿，必请责成后来者为办厘捐，否则必另拨有之饷，否则撤军弃军可也。”
他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直接上奏为自己申辩，同时对殷、王的奏折进行反驳，他说：“臣忝任疆吏，以军需为急，不能要结绅士，致遭物议；又自恨不能宁儒生愚拙之分，谬附战功。
叨窃太过，盈满致灾。
惟既带兵不得不先筹饷，既筹饷不得不任怨：殷兆镛致以恃功峻民相讯，又以岁收四千万耸听，示免意存倾陷。”
接着他对殷、王奏折里所开列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指出厘卡的实际间距是50—70厘，捐率是按上海的旧定章，每千文收钱三四十文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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