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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
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
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
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
古文学的推翻，白话文学的提倡，哲学史的研究，《水浒》、《红楼梦》的考证，一个“了”
字或“们”
字的历史，都只是这一个目的。
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
的方法。
我的朋友们，我不曾“变节”
；我的态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与实例变了。
孙伏庐说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夺去的我，替文化史夺回来。
我很感谢他的厚意。
但我要加一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于我精神不能贯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
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我家中政治的书比其余的书，只成一与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费一天在《努力周报》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评，远不如做一万字《李靓学说》的便利愉快。
我只希望提倡这一点“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
的政论态度，我最希望国内爱谈政治又能谈政治的学者来霸占这个周报。
以后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来替他们编辑整理，其余六天仍旧去研究我的哲学与文学，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认常燕生的责备，但我不能承认他责备的理由。
他说：至于思想文艺等事，先生们这几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见了，难道还期望他尚能再有进步吗？
他下文又说“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了”
，这些话我不大懂得。
燕生决不会承认现在的思想文艺已到了山顶，不能“再有进步”
了。
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
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
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
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
这也是我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的一个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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