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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呢？然而，难以置信的是，人们竟把如此重大的意义赋予这种纪年法，仿佛两个世纪或两个千年的交汇点必定包含着异乎寻常的含义；仿佛人类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只能发生在这样的交汇时期；仿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比任何其他时代的人承担着更为伟大的历史使命。
其实，所有这些溢出来的意义都不过是幻觉，所有这些夸张的言辞都不过是脑袋里的风暴！
每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发现，这个历史时期的每一天都与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平淡无奇，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不是按纪年的方式出现的。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和1968年的风暴，又有哪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恰好是在1900年或2000年发生的呢？即使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或将来的发展中，恰好有一个或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两个世纪交汇的时刻，这又能证明什么呢？难道重大历史事件只是为了迎合纪年法才降临的？难道人类历史只是人们的想象力玩弄的魔方？
人类经常重复的错误是，他们自己创造或使用了某种东西，却又倒过来对这种东西顶礼膜拜。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
……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
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
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
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再见到人们对自己的创造物的盲目崇拜。
一位学者申报一个研究课题，哪怕它涉及的完全是边缘性的东西，如“茶文化”
“酒文化”
之类，但在论证中，他总是赋予它以重大的意义，仿佛这个课题没有通过，人类将蒙受惨重的损失，甚至他们永远只能在黑暗中徘徊；一个政治运动（如“大跃进”
“**”
）在发动之初，它的意义总是无限地被夸大，似乎不参与这样伟大的运动，人们只能为历史所唾弃。
然而，实践却证明，它或许只是一场无益的闹剧。
“意义溢出”
的结果是，一切边缘性的、轻飘飘的事物都成了中心化的、沉甸甸的事物。
与此相应的是，一切本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如反腐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等）却被挤到边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总之，所有的事物都被推入到太空状态中去了，它们全都失去了自己的比重，它们的存在方式就是飘浮。
如果套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这就是“事物不能承受之轻”
。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太空状态”
正是每个事物不断地追逐、拔高自己的重量的结果。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
良非虚言也。
要走出这种“太空状态”
，要把事物的本来面貌从夸大的、虚假的言辞中拯救出来，就要学会用冷静的理性，而不是狂热的情感，谨慎地、恰如其分地去估价每个事物的意义。
[1]本文原载《解放日报》，200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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