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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移情作用”
和“统觉”
概念的引入，胡塞尔对与我的自我相关的他人的自我进行了推导和证明，推导出主体际性的世界的存在，并断言：“在自我里面，在被先验地还原了我的意识体验的范围内，我把世界（包括他人）——不是按它的经验意义当作（比如说）我的私有的综合构成来进行体验，而是当作一个不是我自己的、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都存在的、其对象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的主体际性的世界来进行体验。”
[9]
从先验自我到主体际性的世界，胡塞尔的理论跨度很大，而且由于他逐渐意识到其中的巨大困难而使他本人犹豫动摇、语焉不详。
所以，在后期，胡塞尔有意回避意识领域的先验自我的话题，而将研究兴趣转移到“人格的自我”
和“生活世界”
的课题上，并认为每一人格的自我都积极地同周围世界打交道，并通过这种交往体现自己独特的能力、性格、习惯、态度和动机。
一句话，人格的自我是在生活世界中的自我。
这无疑具有合理性，因为人生活其中的周围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为我而存在”
的关系。
问题在于，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
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生活其中的周围世界的本质和基础；同时，人本身也是一种实践中的存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在实践活动中发生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
，而“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
。
[10]换言之，人生活其中的周围世界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意识领域内的思辨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
只要胡塞尔将其视域局限在纯粹意识的范围内，就永远不可能从哲学上解决“自我”
、“他人”
、“世界”
及其关系这样的问题。
胡塞尔本人已经意识到他所面临的理论难题，而且他对纯粹自我是否真正自明的问题一直心存疑虑。
在借助“同感”
、“移情”
和“统觉”
等概念之后，胡塞尔仍未走出唯我论的困境。
实际上，这种未加“悬置”
的“借用”
正是胡塞尔本人一再反对的做法，并可能走向他所批判的心理主义的死胡同。
理论的困境使胡塞尔意识到，哲学应关注现实，转向对生活世界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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