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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总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它的产品地租形式“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像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样”
[48]。
东方社会这种“稳定性”
、“停滞性”
在历史上保持得最持久、最顽固。
但是，这一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入侵以及各民族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开始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命运。
首先，印度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猎获物”
，农村公社死于西方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印度社会由此处于一种新的停滞之中。
其次，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显示出极强的“顽固性”
。
马克思非常关注古老的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所表现的“稳定性”
及其原因，明确指出：除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49]。
中国毕竟不同于印度，它并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
英国的大炮一方面“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另一方面促使中国人“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
；一方面使“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
，另一方面，中国的革命将显示出“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
[50]
再次，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东方社会的第三种命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俄国的农村公社既不像印度的农村公社那样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猎获物”
，也不像中国那样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而改变了自己的原有的存在形态；同时，又不像西欧的农村公社那样，其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制因素”
。
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同时代性，使其有可能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就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
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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