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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要继续详细地研究和阐明。”
[27]
马克思真正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人类学，是在他逝世前的最后几年。
1879—1882年间他阅读并详细摘录的五个读书笔记：《格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摘要》，就是这一时期人类学研究的见证。
特别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克思十分重视，1881年他得到这本书后，在一年的时间里反复阅读，仔细做了笔记和摘录，并附有自己的见解及对其他文化史和人类学著作的独到批评和补充看法。
马克思还打算运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重新写一部原始社会史著作。
他的这个愿望在他逝世后的1884年恩格斯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得到实现。
综观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课题的探索一直是马克思“人的科学”
工作的一部分，人类学的观点和材料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人类学是马克思的学说（包括人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有三个主要来源，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列宁讲的是“主要来源”
而不是全部来源，更何况列宁当年也没有看到过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
事实上，马克思的学说与人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人类学对于马克思的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难以完全替代的作用。
正是人类学的资料使把握社会的进化和规律性的发展成为可能，使人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婚姻家庭，以及财产所有制都是历史进化的结果。
人类学给马克思的人学以丰满的血肉和现实的基础。
马克思之所以对当时的人类学著作感兴趣，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批判地继承这些文化研究的成果，以检验、证实他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人的学说。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有规律地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是历史的产物，必将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
马克思的这个历史观起先是由分析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而得出来的，由此进一步推断前资本主义的状况，即所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
但马克思深知，“猴体”
和“人体”
毕竟有所不同，猴体的解剖也会深化原先对“人体”
的理解。
于是，他便着手氏族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研究。
恩格斯指出：“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
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
[28]人类学提供的素材说明：社会文化是由低到高、由蒙昧到文明地发展着的，社会进化是有阶段的，现阶段的社会是前一阶段发展的结果。
这些都间接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29]
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特别是晚年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不仅证实了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修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不确切的想法，丰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的人学思想。
摩尔根关于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是由母系血缘亲属集团构成的、以氏族公社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的学说，使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历史分期更加具体化和严密化。
“氏族公社”
的概念取代了原先过于宽泛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作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
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氏族社会解体、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精辟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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