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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时，就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历史过程同自然历史过程具有“相似”
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说的“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如果从所有制性质，进而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划分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那么，可把人类历史分为五个基本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如果从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发展的角度来划分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那么，可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基本阶段，这就是以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和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并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17]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
理论及其意义已得到国内哲学界的认同，但对于“三形态”
与“五形态”
之间关系的理解，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五种社会形态”
或“五种生产方式”
理论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附加和曲解，这一理论是从斯大林开始正式形成，并作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模式固定化的。
实际上，“五种社会形态”
并不是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
纵观人类历史，看不到任何一个民族像上楼梯那样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
，西方的奴隶社会、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因民族流动、战争征服形成的，而不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三大社会形态”
才是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对“三大社会形态”
理论的依据和“三大社会形态”
演变的制约因素作了论证。
按照他们的观点，生产劳动的二重性形成生产关系的二重结构：（1）在各个经济单位内部参与具体劳动过程的人们所发生的生产关系；（2）在全社会范围内从事不同具体劳动的人们建立的生产关系。
正是后者构成了划分“三大社会形态”
的依据。
正是因为“三大社会形态”
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因而具有客观必然性，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
有的学者提出，“五种社会形态”
依次演进的思想只是揭示了西欧的特殊发展道路，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最后成就或最高成果就是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所作出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是从古代公社所有制的“原生”
形态，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次生”
形态，再到仿佛回归“古代”
类型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再生”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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