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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类社会的关系是个人——集团——社会，而不是个体——亚种——类。
费尔巴哈提出，“类的保持是由于自然的理由，类无非就是借**而繁殖蕃衍的个体的总和”
。
显然，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其中的个人是抽象的个人。
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32]。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的论断，摒弃了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观点，把人与人的关系从个体和类转变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社会和类是不同的概念。
“类”
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然同一性，而“社会”
关注的则是个人之间的全部关系。
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就是社会。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33]从类的观点来考察人，只能看到抽象的同一性，差异只是性别、肤色、年龄等等；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人，看到的是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差别，如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关于人的本质有两个基本命题，即人的本质是劳动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这两个命题并非相互否定，而是相互补充的。
一方面，“人的本质是劳动”
有待于深化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劳动。
但是，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劳动方式，而劳动方式之所以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制约。
劳动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因此，要具体说明人的本质是劳动，就必须从劳动上升到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是以“人的本质是劳动”
为前提的。
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成为现实的人，而在劳动中的人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34]。
这种社会关系反过来决定着人的社会特质。
所以，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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