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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观察家》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
精神病学作者说：“我是大无畏的，我在揭发精神病学和反精神病学的现代潮流。”
绝非如此。
他恰恰选择了这样一个时刻：“政治反应”
正在加紧反对精神病院和医药业的任何变化。
在曲解的背后总有一种政治。
我们提出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一个类似巴勒斯提出的关于吸毒的问题：能否获得毒品的力量而不吸毒，不使自己成为病入膏肓的瘾君子？对精神分裂症来说，这是同样的问题。
我们将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症与作为医院临床实体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产生区分开来。
应该说，二者是相反的。
医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个欲图做一件事而未成功的人，一个垮下来的人。
我们并不是说革命者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我们认为，有一个精神分裂的过程，一个破译的过程，一个消除恐惧的过程，唯有革命行动才能阻止这个过程转化为精神分裂症的产生。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一方面关系到资本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紧密关系，一方面关系到革命运动与精神分裂的紧密关系。
我们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偏执狂和革命的精神分裂症。
之所以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从这些词的精神病学含义出发，相反，我们是从它们的社会和政治的规定出发，而这些词在一定条件下的精神病学含义的应用仅仅源于这些规定。
精神分裂分析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革命机器、艺术机器、分析机器成为彼此的零件和齿轮。
谈到谵妄，我们觉得它有两极，一个法西斯偏执狂极，一个革命精神分裂极。
它不停地在两极间摇摆。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与专制的能指相对立的革命的精神分裂。
不管怎样，不必先对曲解表示抗议，人们无法预见曲解，而曲解一旦形成又无法反对。
最好还是做别的事，与志同道合的人携手研究。
至于负责任或不负责任，我们不知道这些概念。
这些是警察的概念，或者是法庭精神病医生的概念。
（刘汉全译）
[1]选自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布洛伊勒（1857-1939），瑞士精神病学家。
——译注
[3]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
——译注
[4]克莱因（1882-1960），德国儿童心理学家。
——译注
[5]赖希（1897—1957），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
——译注
[6]叶尔姆斯莱夫（1898-1965），丹麦语言学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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