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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让·乌里成立了拉博德诊所，我一开始就参加了进去。
这是托斯盖尔试验的延续，我们试图在实践和理论上确定制度化心理疗法的基础（我提出了“横向性”
和“群体幻想”
一类的概念）。
还有，自从研修班成立，我便受到拉康的培训。
总之，我是站在某一种立场上，或者说我对精神分裂有我的看法。
我一直关注精神分裂者，被他们所吸引。
要理解他们就必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精神分裂者的问题至少是真正的问题，而神经症患者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我的首例心理治疗是借助录音机同一个精神分裂者完成的。
这四种立场，这四种论断，不仅仅是立场和论断，而且是生活方式，是必然有些破碎的生活方式。
1968年五月风暴对吉尔和我，如同对其他那么多人一样，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当时我们并不相识，但是这本书仍是五月风暴的一个产物。
我所需要的，不是将我生活的那四种方式统一起来，而是将它们黏和一下。
我有一些基准点，例如从精神分裂出发解释神经官能症的必要性。
但是我缺乏进行这种黏合所必需的逻辑。
我在《探索》上发表了《从一种符号到另一种符号》一文，其中带有明显的拉康的印记，但已不再有能指。
然而，我仍纠缠在一种辩证法中。
我期待着和吉尔进行这些题目的研究：无器官体、多样性、多样性与无器官体黏和的可能逻辑。
在我们的书中，逻辑运算也是物理运算。
我们共同探求的是这样一种推论：它既是政治的，也是精神病学的，而前者不简化为后者，后者也不简化为前者。
——你们常将欲望机器所产生的分裂分析的无意识与你们所百般批评的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对立起来。
你们用精神分裂衡量一切。
但是你们真能说弗洛伊德对机器或至少对器具的领域一无所知吗？他对精神病领域不甚了了吗？
费利克斯·加达里这很复杂。
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非常清楚，他真正的临床材料，他的临床基础，源于精神病，源于布洛伊勒[2]和荣格[3]。
不仅如此，以后出现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所有新的东西，从梅拉尼·克莱因[4]学说到拉康理论，皆源于精神病。
另一方面，出现了托斯克事件：也许弗洛伊德害怕分析的概念与精神病相对抗。
在施赖伯的评论中，人们看到一切可能的含混不清。
弗洛伊德似乎毫不喜欢精神分裂者，说了一些有关他们的令人极不愉快的话……现在，您说弗洛伊德并非不知道欲望机器，是这样的。
欲望，欲望的机器，这甚至就是精神分析学的发现。
这机器不断地在精神分析学中轰鸣，嘎吱作响，进行生产。
精神分析学家不断地在精神分裂症的背景下启动和再启动这些机器。
但是，很可能他们在做着或者在启动着他们并未清楚意识到的机器。
很可能是他们的实践导致了一些没有明确出现在理论中的新的操作。
毋庸置疑，精神分析学将整个精神医学搅得乱七八糟，它起了炸弹的作用。
虽然一开始就有妥协，但那是微不足道的。
精神分析学制造着混乱，制造着新的关节，揭示着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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