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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后现代状态不等于幻灭，正如它不等于对非合法化的盲目肯定那样。
元叙事衰亡之后，合法性将在何处安身？操作标准属于技术范畴，它同真理或正义的判断无关。
合法性是否如哈贝马斯所说，将会在经过讨论而得出的一致意见中出现？这种意见的同一性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变性，而创造发明总是起源于争辩分歧。
后现代知识并非仅仅是权威手中的工具；它增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同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
它的原则不是专家的同一推理，而是发明家的谬误推理。
这里的问题是：一种社会制约的合法化，一个公正的社会，是否能依照类似于科学活动的反论形式建立起来？而这一反论又是什么？
以下的文本是篇应时之作。
它作为对最发达社会中知识状态的报告，应魁北克省大学理事会主席之请向该会宣读。
我在此感谢主席先生允许发表报告的盛情。
需要补充一点，即本报告的作者是哲学家而非技术专家。
后者知道他懂得哪些事物和不懂得哪些事物，前者却做不到。
于是人们下结论——说原因是两种极不相同的语言游戏。
我在此把它们混为一谈，结果便是无一完满成功。
可哲学家至少能自我安慰地设想，本报告的基础成分，即有关某种合法化的哲学和伦理-政治学话语的形式与应用分析，今后终归会降临人世。
到那时，这份报告便可作为一种社会学角度的前导说明，既缩短详尽分析的篇幅，又同时设定了它的范围。
为此，我将报告题献给巴黎第八大学（即Vines）哲学理工学院，——在这高等学府穷途末路的后现代时期，该学院正可以开创新起点。
二、叙事功能与知识合法化
如今，合法化问题已经不再被当做是科学语言游戏的一项失败。
更为精确的说法是，它作为问题已将自己合法化了，就是说，它已变为一种启发式推动力量。
但这种首尾颠倒的处理方式仅仅是最近的事。
在它落入这一步之前（即某些人称作实在论的阶段），科学知识曾经寻求过其他解答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在一个长时间内不得不求助于公开或隐蔽的叙事知识程序，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叙事知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返回到非叙事知识中的动向，不应被认为是过眼烟云，一去不返。
请看这一**证据：每当科学家有所“发现”
，应邀发表电视讲演或接受报刊记者采访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追述一部知识的史诗，而这史诗毫无史诗味。
他们按照叙事游戏的规则玩弄科学，而叙事的影响不但明显作用于电视观众，也左右着科学家自身的情绪。
这一事实既不琐碎，也不是附加的花絮：它直接涉及科学知识同“通俗”
知识（或者说是它的残余物）之间的关系。
国家花费巨资让科学像史诗那样公开上演：这意味着国家本身的合法建立在史诗之上，而国家则要利用史诗获取决策者们所需要的公众赞同。
可以设想，向叙事回归是种必然动向。
至少科学语言游戏在追求真理性陈述的同时，没有方法和能力来使得它们的真理依靠自身证明自己合法。
假如确实如此，就有必要承认，历史自有一种不可缩减的需要，这需要不像前面所认为的——只是为了记忆和表达（即历史性和叙事口吻的需要），恰然相反，历史的这种需要是忘却（metrum）。
我们正在超过自己。
但在前进途中我们应当牢记，有关合法化问题的那些明显被废弃的陈旧解决方案在原则上并未过时，仅仅是在表述方面失败了。
如果发现它们以其他形式延续至今，我们也不必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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