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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在其世界概念或合理性的概念中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结合在一起。
合理性完全是根据能显示合理性的体验来决定的。
合理性是有的，也就是说：看法能相互印证，知觉能相互证实，意义能显现。
但是，现象学的世界不应该被单独放在一边，不应该变成绝对精神或变成实在论意义上的世界。
现象学的世界不属于纯粹的存在，而是通过我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我的体验和他人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体验对体验的相互作用显现的意义，因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
哲学家的沉思第一次意识到不可能在世界中和在沉思之前实现自己的答案。
哲学家试图思考世界、他人和自己，试图构想它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沉思的自我“无偏向的旁观者”
（UerZuschauer），不能到达一种已经给出的合理性，而是通过一种主动性“得到规定”
和规定一种合理性，但是，这种主动性不可能在存在中得到保证，其权利完全建立在合理性给予我们的接受我们的历史的实际能力的基础上。
现象学的世界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阐明，而是存在的基础，哲学不是一种预先真理的反映，但作为艺术，哲学是一种真理的实现。
人们会问，这种实现为什么是可能的，为什么它没有在物体中到达一种预先存在的理性（Raison）。
但是，唯一预先存在的逻各斯（Logos）是世界本身，使世界转入明显存在的哲学不是始于可能的存在：同哲学是其一部分的世界一样，哲学是现实的或实在的，任何解释性假设都不比我们为了综合世界和思考世界而再现这个未完成的世界的行为本身更清晰。
合理性不是一个问题，在合理性后面，没有我们必须以演绎方式确定的或根据合理性以归纳方式证明的一个未知物：我们每时每刻目击体验的连接这个奇迹，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我们就是关系的纽结。
世界和理性不产生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说它们是神秘的，但这种神秘规定了它们，问题也许不在于用某种“解决办法”
来消除这种神秘，解决办法做不到这一点。
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描绘出来的历史能像一篇哲学论文那样有“深度”
地表示世界。
我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通过反省，也通过我们介入我们的生活的决定对我们的历史负责，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涉及在作用时而得到证实的一种暴力行为。
作为世界的启示的现象学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或以自己为基础。
一切认识都依靠假设的“土壤”
，最终说来，依靠作为合理性的最初确立的我们与世界的联系。
作为彻底的反的哲学基本上丧失了这种本领。
由于哲学也处在历史中，所以它也利用世界和已经构成的理性。
因此，哲学应该把它对所有认识的询问用在自己身上，哲学应该不断地增强自身，正如胡塞尔所说的，哲学应是一种对话，或是一种无止境的沉思，在哲学仍然忠实于它自己的意向的情况下，哲学不可能知道它将走向何方。
现象学的未完成状态和它的步履蹒跚并不是失败的标志，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象学的任务是揭示世界的秘密和理性的秘密[3]。
如果现象学在成为一种学说或体系之前已经是一种运动，那么这不是巧合，也不是冒充。
现象学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普鲁斯特的作品，瓦莱里的作品或塞尚的作品一样，在辛勤耕耘，——靠着同样的关注和同样的惊讶，靠着同样的意识要求，靠着同样的想理解世界和初始状态的历史的意义的愿望。
哲学在这种关系下与现代思想的努力连成一体。
（姜志辉译）
[1]选自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回到你之中；真理寓于内在的人。
——圣奥古斯丁
[3]我们把最后一种表述归功于目前在德国的战俘——G.古斯道夫，他也许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这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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