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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荷尔德林的沉思默想仍然进行着，尼采的欣愉就不能持续下去……尼采的世界不允许风景或植物有规律和接连不断地持续四十年。
尼采的世界是对事件的记忆过程的滑稽摹仿：一个单独的表演者在庄严的一天之内，以哑剧形式演出了整个事件。
也许一个事件在一天之内出现，在另一天之中消失，也许它发生在12月31日到1月6日之间，但是这个事件仍然超出通常日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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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式历史主义（siahistoricism）并不改变历史主义境遇的基本方式，因为它仍然反对个人主义（注意，在此是指主体性的个人效果，而不是指一个完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
主体），主张一种本质论的集体客体。
但是精神分裂症式历史主义允许我们扩展隐含的效果或强力的范围：在此不只是美学热情，或是尼采式的剩余与兴奋，也加上了完全不同的感觉范围——晕眩、厌恶、忧郁、恶心和弗洛伊德式的非净化过程——这些是在接触过去的文化时，所产生的“真正”
可能发生的模式。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当代与美学历史主义之间的距离本身，重新评价阿尔都塞为何对米歇利特使死者复活的措词感到震怒，为何激烈地抨击存在现象学的“生存”
（thevecu）和黑格尔的表述式因果关系。
我们有时对至高无上和无固定位置的统治权觉得嫌恶和反感，而德国式的资产阶级世界精神正是用一种统治的态度来对待过去的文化，按照自己的趣味把过去的文化组成“想象的博物馆”
（imaginarymuseums）。
我们对统治的厌恶之情，说明了我们同某些令人震惊和真正历史的——即历史主义的——存在历史主义本身的现状相接触。
虽然存在历史主义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自己历史的某一时刻，但是同时我们仍然以否定或厌恶的方式生活在历史主义的现状里。
除非我们漠不关心一切，我们似乎斩不断我们与过去的联系，甚至厌烦（boredom），以其强烈的波德莱尔形式，也是对过去文化中的某一具体时刻的感受和生活。
如果我们把厌烦看作是机体对文化异化和文化窒息的抵制，那么我们也可以把漠不关心看作是一种像自卫机制、压抑、神经质的否认、防御式的自闭一类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最终重申其对象的致命危险性。
这样，“历史的噩梦”
变得无法逃避：我们到处碰见它，甚至在它似乎缺席的情况下。
尼采的历史“健忘”
的心理疗法，完全与米歇利特的“死人复活”
一样，是对历史事实的反应。
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这个“缺席原因”
（阿尔都塞之语）呢？我们不得不对“缺席原因”
（absentcause）作出反应，同时又对此充满着厌恶和恐惧，时时试图将它隐藏起来——压抑或健忘，对我们是暂时的宽慰。
我不认为那种强调凶残和无形的暴力和统治引起精神逃避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只不过是巧妙的遁词而已。
在今天流行的美国社会批评中，“暴力”
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范围；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很明确地称“统治”
在某些情况下值得庆赞，甚至令人兴奋。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范畴不是最终的目的：当代社会理论（从韦伯到福柯）对权力范畴的兴趣经常是策略性的，而且有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的疑难问题进行移位。
“历史噩梦”
的最终形式是劳动事实本身，是从人类历史的最初时刻到现在的亿万人民挥汗辛勤劳动的场面。
存在历史主义对这种令人昏眩和难以想象的场面的描写——例如忧虑所有世代都必将灭亡、叹息生命之轮不停息、惧怕光阴似箭一去不复返——这些描写本身，就是为了掩盖无思维的异化工作的人类能量的无可挽回的丧失和浪费的丑恶事实，没有任何形而上学范畴可以辩释这个丑闻。
它到处皆为人知，又到处备受压抑。
例如，俄国形式主义创造他们关于艺术陌生化的经典理论时，所依据的托尔斯泰的本文，竟然是一个关于劳动的本文——事实上，当代女性主义批评把这种劳动称为“家务劳动”
妇女的工作最古老的劳动分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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