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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术语本身（即不包括“工作”
方面），可以在某一给定工作活动从属于作为特性的单位，甚至作为个性的单位的日常再生产的情况下使用，尽管它的产品从不渗透到社会血流中，从不会对他人一般地或特别地有用。
在牵涉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马克思对“工作”
和“劳动”
的区分十分感兴趣。
什么样的“工作”
将是必需的，它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它将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对这些问题，马克思几度改变自己的思想。
关于劳动分工最终将如何被放置的问题，他也未最终确定自己的思想。
至于“工作”
，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观点占主导地位，即至少作为自然和社会间的新陈代谢，工作将永远是必然性的领域。
至于变革后的社会中“劳动”
的前景，马克思同样几度改变思想。
在早期著作中，他似乎设想劳动分工结构内职业的不断轮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认为人是从生产过程中突现；在《资本论》中，他预见到在生产过程中给定任务的迅速完成（归结为它们的最简单形式，采用最低劳动时间）。
然而，在这里有一个恒定的因素：工作成为根本的需要。
看来，马克思把工作视作基本需要的理由，不可能与那些引导傅立叶的理由相同。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的思想方式，与那种认为除非人参加社会生产过程，否则他的才能和潜能就不会有全面发展和拓宽的可能性的观点相悖。
但是，断言“工作成为基本需要”
，特别意味着，如果才能和能力想如此发展，则人的部分生活必须被一种精力集中，即体力和脑力资源的自觉定向所占据，这就是工作（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工作）的特征。
然而，工作应当“成为基本需要”
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作范畴，它首先是一个社会—人本学范畴。
“工作成为基本需要”
这一事实，首先表明存在于自由个体和劳动之间的道德关系。
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中，人将工作，因为他无法不工作而生存。
他将工作，不是因为他的特性确证他如果不工作就无法维持自身，而是因为，作为自由的个体，他不工作就无法再生产自身。
在这种情况下，就个体来说，异化将终止——这并不独立于“工作”
将采取的方式，或“劳动”
的具体形式，但是又不完全依赖于这两者。
“工作”
的双重内涵带来三个问题：（1）活动主体，即工作的执行者，可以是纯粹排他主义者吗？（2）日常意识本身已足以使工作得以完成吗？（3）同质化在工作执行过程中的意义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十分清楚，它确切地意味着什么。
既然问题是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那么它需要的不过是简单的“不”
的回答。
但是，我们是从每个人都具有排他主义性，而同时也具有“自在的”
类本质性这一前提出发的：在这一关联中，应当清楚的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语言和工作。
“自在的”
类本质是人的所有活动的天然特征，当然，这是就这一活动的确是人的活动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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