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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这道圣旨前，嘉庆皇帝还怒气冲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朕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
毫无疑问，这句话与礼仪有关。
继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二十三年之后，嘉庆皇帝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英使进见时跪还是不跪，事关一个大国的尊严。
而“天下共主”
的自诩在这样的语境下不仅显得突兀、滑稽，也显得相当苍凉。
于是，阿美士德勋爵拂袖而去，再于是，帝国失去了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机会。
这实在是最后的失去，24年之后，悲壮的鸦片战争就爆发了。
中西方两大文明的对抗最终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这是嘉庆帝的一个选择，说到底也是帝国的选择。
帝国在关键时刻没有华丽转身，而是选择继续沉沦。
关于这一点，费正清的看法可谓深刻：“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
……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
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切似乎是嘉庆皇帝的错，一切其实也不都是他的错。
早在二十三年前，乾隆也有傲慢和偏见的，这大概可以说明盛世之君和衰世之君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敢做出制度性的突破。
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在起作用——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
这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心灵安慰作用。
它覆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帝王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整齐划一地规定他们的行动和心理路径。
所以接下来，嘉庆皇帝面对这样一些国情和现实能够安之若素：
陕西、湖北、四川三省因为征剿白莲教，嘉庆四年前后的军需费用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仍有1800余万两未报销。
长期以来，嘉庆朝每年关税只有一百多万两，不到全国财政收入的2%。
但是嘉庆皇帝并不想突破这个数字，而是严防死守，限令全国只允许广州一地对外通商。
嘉庆皇帝鄙视西洋技术，包括农业技术的推广引进，以至于农产品产量长期得不到提高。
在嘉庆朝，南方产稻最富裕的江浙一带，年产量仅为136—508斤，产量最高的湖南长沙，年产也不过680多斤。
毫无疑问，嘉庆王朝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王朝，一切以不变应万变。
在这个王朝里，离经叛道是可耻的，老成持重则是值得称道的，而老成持重的一个重要指征则是满朝上皆是白发苍苍的官员。
在相关的历史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
大学士王杰七十九岁退休；
大学士刘墉八十五岁死在任上；
大学士庆桂也是七十九岁退休；
……
帝国鲜见年轻官员，特别是有独立思想的年轻官员。
嘉庆王朝最后只有这样一批白发苍苍的官员在朝堂上暮气沉沉地行走，和嘉庆皇帝共同构成了保守型的文化人格，从而让帝国往万劫不复的境地里沉沦。
这是保守型文化人格所产生的破坏力，它宣布了帝国自我救赎从根子上的不可能。
嘉庆难题到底无人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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