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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以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帝国的创伤应该都抚平了，起码道路不应再泥泞难行。
但他想得还是太简单了，这一回的问题不是发生在道路上，而是发生在人心里。
大学士松筠以“三辅亢旱”
为由谏阻嘉庆东巡，这实在不是个好由头——帝国这么大，几乎每年都有某某地方亢旱的消息传来。
如果因为这个理由不能成行，嘉庆皇帝简直要抓狂了。
由于到此时嘉庆执政帝国已经二十三个年头，大概很有“时不我待，来日无多”
的感觉，所以这一次的东巡，他的欲望格外强烈，对谏阻者的处置也比较严厉。
最终，大学士松筠因言获罪，被革去大学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但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才准开复原职。
嘉庆就此事向大臣们辩护说：“成汤遇旱，六事自责，六事中有谒祖陵一节乎？”
意思是谒祖陵不受天灾的影响或干扰。
但是干扰却此起彼伏了。
松筠因言获罪后，御史吴杰前赴后继，他针对谒陵派差一事，奏请嘉庆皇帝禁止差务派累。
另外在嘉庆下令求言后，有三名御史对处理松筠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请求仍将大学士松筠召还内用。
御史李广滋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盛京为准备谒陵大典，竟按亩向百姓摊派钱款，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所有这一切都让嘉庆皇帝恼羞成怒。
东巡路上干扰多，不反击是不行了。
嘉庆一方面指责三御史“莠言乱政”
；另一方面严惩李广滋。
嘉庆下令：“李广滋不胜御史之任，著撤回原衙门，仍以编修用。”
此后不久，李广滋被革职拿问，最后发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这就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大清帝国，脆弱到已经听不得一丝刺耳的声音。
这一年，嘉庆五十九岁，年届花甲。
当他历经万般阻挠，东巡成功，终于站在祖陵面前时，皇帝忍不住含泪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子孙若稍存偷安耽逸之心，竟阙此典，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天、祖必降灾于其身，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必应遵圣训立置诸法，断不可恕，况乱臣贼子，岂可容乎？”
这应该说是他的辩解，也是呐喊，是嘉庆王朝最后时刻尖厉而苍白的抵抗。
只是这样的抵抗意义并不大。
因为两年之后，嘉庆和他的王朝在这个世上就不复存在了。
此后，道光皇帝继位。
道光九年（1829年），道光皇帝以平定张格尔之乱成功进行了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东巡——这其实是清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东巡谒陵。
从此以后，大清再无东巡事，这个王朝的精气神至此已是萎靡不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嘉庆的东巡谒陵是帝国中衰的一曲离歌。
忧伤、低回，充满了不和谐音。
充满了宿命感和警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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