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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基本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
虽然他们反对的理由各不相同，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基本一致的：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历史只是由任意的各种偶然性事件构成的，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只能由偶然性逻辑支配。
这样，历史事件实际上被归之于偶然性的范畴，并且偶然性颠覆了必然性，所以偶然性并不是必然性否定的一面，而是改变和阻碍必然性完满构成的因素。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人们可以从连续的历史事件发现社会变迁的趋势，但他们认为趋势毕竟不是规律，它只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这样，后马克思主义就彻底否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后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的“偶然性”
，主张用“偶然性”
来取代“必然性”
，其目的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二）社会进化理论
社会进化理论是哈贝马斯提出来的，事实上哈贝马斯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一种社会进化理论的。
他说：“我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启迪学，而看做理论，即看做一种社会进化论。”
[8]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理论能够解释社会进化，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创立一种具有丰富内容的并可以加以检验的社会进化理论。
为此，他提出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
。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进化演绎的逻辑不是以生产方式或生产活动为中心，而是应当以“交往行为”
（kommunikativeshandeln）为中心。
因此，他以“交往行为”
理论为指导提出了“社会进化”
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是把“社会劳动”
当做社会发展的基础。
因而他提出以“交往行为”
取代“社会劳动”
，并指出只有“交往行为”
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哈贝马斯将行为者的社会行为分为四种，即目的行为、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
这四种行为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行为系统，而“交往行为”
又是其他三种社会行为的前提条件，决定着其他社会行为的发生和实施。
因为，其他三种“行为”
都与“交往”
相关，都是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而其中的“工具行为”
就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社会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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