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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是因为在她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可以说，早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出发点的，尽管对马克思主义不尽赞同，但她们同意把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的研究放在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意识形态、国家、法律制度等如何影响和再生产家庭以外男女的不平等。
[4]此外，她们还看到了阶级矛盾和社会性别矛盾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矛盾，如：种族矛盾、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唐娜·兰德里（DonnaLandry）、杰拉尔德·麦克林（GeraldMa）、罗斯玛丽·亨尼西（RosemaryHennessy）等女性主义者淡化了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尽管后结构主义否定总体以及社会体系的概念及划分，但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仍然坚持把“妇女”
理解为一个分析范畴，把“妇女”
看做同类经验的整体以便坚持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她们坚持的唯物主义是文化对经济基础产生物质影响的唯物主义，而不是经济对文化产生物质影响的唯物主义。
[5]
（二）“弱”
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及其思想构成
“弱”
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主要有两部分理论力量形成：其一，由一部分女性主义者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转向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探索；其二，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全面兴起的学术思想推动下，一部分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
理论主张的学者把新社会运动之一的女性主义纳入了她们的研究视阈之中，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想法。
这两种理论力量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出发点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这两股力量却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弱”
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世界左翼力量明显呈现出了一个短暂的衰退趋势，后结构主义思潮全面渗透到语言、文化、艺术、女性话语等各个领域，一些“强”
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如米切尔·巴雷特（MicheleBarrett）、唐娜·哈拉威（DonnaHaraway）等人开始动摇了她们最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和利用到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初衷，因为她们深受“后现代”
的包裹和影响。
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似乎一切宏大叙事（诸如：阶级、社会，甚至妇女）的概念和词语都变得没有了意义，女性主义更加关注于女性主体性、女性话语、言说、体验等新的问题，而不是解释和关注物质结构层面的问题。
在她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不能充分地解释文化、主体性、性和文体等问题，而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关于权力、话语、差异、言说等观点和论述却能够给她们以理论的支撑，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解释被后结构主义文化和风潮削弱了。
然而她们的思想和立场却又充满了矛盾：她们既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又不想完全割断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脐带，从而开始从一种“强”
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向“弱”
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转变。
另外也有一支“后马克思主义”
的代表人物——尚塔尔·墨菲（talMouffe）、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了这支理论队伍中来，她们原本就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
的倡导者，主张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
来发展，而不应该作为一种宗教教条，绝不能一味地抱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及其理论不放。
她们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并试图提出女性解放的方法和观点，并用这些观点来进一步地阐述其后马克思主义主张。
然而，事实上她们所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
完全是以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因而她们的女性主义主张和观点也更推进了这种“弱”
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
[1]同上书，362页。
[2]参见［英］朱利斯·汤申德：《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37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3]SandraHarding，“WhatisFemiemology？”
inWhoseSce？WhoseKhinkingfromWomehaellUyPress，1991，pp.105-137.
[4]参见黄继峰：《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3）。
[5]参见［英］朱利斯·汤申德：《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37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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