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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现代男权话语的颠覆到对女性话语的寻求,再到女性意识的重建,她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建构了一套女性的话语权力理论,并认为应该在权利本身的范围内思考性机制和身份的可能性问题,“先于”
“外于”
或“高于”
权力规范的性机制是不切实际的,设想一种“先于”
“外于”
或“高于”
权力规范的性机制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不可能之事和不切实际的政治梦想,将会拖延当前的特殊任务,因此应该在权力本身的范围内重新思考性机制和身份颠覆的可能性问题。
她还认为社会批评家既无法也无须被置于社会之外或法则之前,不必在“权力之外”
或者“法则之外”
设想这类概念,只需要在概念上把对现存社会内在矛盾的关注投向一种高于它的点上即可。
巴特勒的理论逃离了真正的革命斗争,从游行、运动、联合抵制以及抗议活动中抽身而出,她致力于发明女性话语,把妇女在现实中所受的一切具体、实在的压迫都看成单纯的话语,从而导致把改变压迫妇女的现实社会制度的问题也归结为话语,失去了参与解放和争取自由发展的实践主动性。
她的理论有着学院派的倾向,从而削弱了女权主义的实践性和政治性。
(三)文化实践层面的霸权
在詹姆逊的语汇中,文化实践的含义是较为广泛的,既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文化研究,也包括文学批评、艺术和建筑的实践等诸多方面。
文化实践层面的霸权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来研究政治和社会。
詹姆逊根据现代西方社会变化了的条件和现实需要,转向和着重于文化实践层面的斗争,关注后现代文化政治,他对后现代文化重视的深层用意是力图从对文化的考量中寻求政治与文化的融通,以文化的回归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詹姆逊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阶级本身难以反映社会的经济结构了,而且也很难找到马克思时代的贫困阶层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了。
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统治阶级行使的社会控制,已从强制统治的舞台过渡到文化斗争的舞台。
詹姆逊关注变化多样的社会运动的现实状况,认为人们应该把目光从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迁移开来,用文化斗争来替代旧的阶级斗争,号召各方力量在“资本”
的持续统治下,建构葛兰西式的新霸权。
因此,詹姆逊的文化政治学的任务就是阐述一种新的政治斗争策略,即文化斗争,并以此替代后现代条件下不够成熟的阶级斗争策略。
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决定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现实基础和内在逻辑——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主导文化,是当代文化的霸权形式,在后现代主义的崭新空间里,主体历史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丧失,主体失去了把握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能力,人们不可能从感性上通过对外部环境的认知找到自己身处其中的位置,也就是詹姆逊所表达的“个体已无力给自身身体进行定位,主体已丧失了空间的坐标”
。
表现在社会政治层面就是工人已经感受不到自己被奴役的地位而俨然以“主人翁”
的姿态自居,工人阶级被消极地、假象地吸收到统治阶级中去,他们失去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由此,詹姆逊解构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阶级和阶级意识,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主体——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终结。
詹姆逊还认为西方当代社会所发生的政治和社会斗争都是无政府、无组织的,因而是非阶级性的,在这个时期,未形成稳定的阶级形态,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阶级意识,这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阶级形态的独特认识。
詹姆逊根据变化了的主体,提出一种新的、到目前为止还未想象到的阶级意识,试图重建一种适应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斗争策略,即“认知图绘”
的霸权策略,詹姆逊构建这一策略的政治使命是试图超越现阶段文化不可解决的矛盾,寻求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
和不同“群体”
组成的联盟,通过文化领域的革命带动整个社会朝向一种完美的境界迈进,达到一个消除了异化、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詹姆逊“认知图绘”
的策略中,“认知图绘”
这一概念是从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的经典著作《城市的形象》那里借用过来的,原指通过适当的方法,在变化了的城市空间布局中把握城市的整体和认清自身在城市中所处的位置。
詹姆逊把能否做好“认知图绘”
直接与政治实践相关联,他认为不同“群体”
组成的联盟只有通过“认知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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