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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十分相近。
[4]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巴利·辛德斯、保罗·赫斯特在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
革命的挫折后，认为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对社会主义政治而言是必要的。
彻底抛弃他们先前主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政治，开始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
这一范畴，辛德斯和赫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政治已经完全不适用于70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社会，社会主义者应当彻底扬弃阶级分析，走向西方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一种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
[5]
1973年福特主义体制的危机，使一些经济学家走向了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社会整体领域的角度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危机的理论视阈，70年代下半叶出现的法国调节学派被看做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术流派。
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阿格里塔（MichelAglietta）、利比兹（Alaiz）、鲍耶（RobertBoyer）等。
该派认为，作为劳动者的工人阶级，在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同时，也要把自身纳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之中。
从这一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就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有对立性，马克思《资本论》的那一套逻辑必然被更改。
该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思想，但是抛弃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相联系的观点，以及经济基础与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的二分法。
[6]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理论特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新发现，使人们原有的世界图景经受着急剧的变化，物理学界熵的概念凸显出的不确定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排除了牛顿关于绝对时空的幻想，以前所未有的新的媒体技术的视听感受，重新确立时空观念，量子理论使可控制的计算过程成为梦想，混沌理论排除了拉普拉斯关于决定论的玄想，以多元化的视角看问题的后现代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新的科学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图景的结果。
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一段学术思想史》中认为量子理论、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和19世纪自然科学机械决定论的局限性，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马克思主义机械的或决定论的观点，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要求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辩证法的方法论。
[7]
新的科学发现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的折射就是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悄然兴起。
尽管对何为“后现代”
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后现代作粗线条的描述。
我国学者冯俊认为“后现代”
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是它仍然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先有现代，才会有后现代。
而所谓的“现代”
，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和哈贝马斯的理解，从历史时期上讲，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一直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到发展的“现代性”
历程，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从时间上讲应该始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
[8]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提出“后工业社会”
标志着后现代主义纪元的开始。
如果说现代性所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那么后现代主要体现的则是反理性反启蒙的理论姿态。
后现代的“后”
最初的功能是作为历史分期的术语，此后，关于“后”
的术语便时常与一种带有启示色彩和推陈出新的断裂感相关联。
[9]“后”
从肯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从否定意义上理解为倒退，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
[10]作为“后现代主义”
衍生物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后”
也可理解为：一方面可以视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断裂，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是“非”
马克思主义的。
由于后现代是后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资源，所以有必要了解后现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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