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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识再加上眼耳鼻舌身便构成八识。
后期的唯识经典如《解深密经》《大乘阿毗达磨经》等，就不再提如来藏，只谈杂染。
从中也就看不到阿赖耶识的渊源以及唯识系经典与如来藏系经典的关系了。
注重解脱是佛教的根本特点，故不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以此为中心，而解脱本身是实践的结果，故践行问题更为重要。
随着解脱理论的渐次发展，自然会产生相应的解脱方式。
而解脱之道，自然以戒定慧三学为根本。
戒律对治人身的贪欲，禅定对治人心的嗔怒情感，智慧对治人脑的愚痴无明。
三学之中又以禅定为中心。
持戒灭除人的贪欲，这是通达禅定的手段，无欲才能静心入定。
在定慧关系方面，定为体，慧为用，由定生慧。
由体生用，用以显体。
智慧的观照深入外境实相，又能进一步达到更深的禅定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讲，智慧同样是达到禅定的手段。
释迦牟尼出家之时，印度社会处于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在家的人尽情享乐、放纵五欲，一方面是出家的人又走入另一个苦行的极端。
由于他们觉悟到了纵欲享乐的错误，便实行苦行，企图由苦行而获解脱。
释迦牟尼开始也同其他出家者一样，苦行六年，结果毫无所获，这使他悟到乐行苦行都无助于解脱，于是采取一种中道的不苦不乐行，既不纵欲乐行，又不苦行自损身心，果然由此觉悟成佛。
因此释迦牟尼非常重视自己由实践而得的中道精神和原则，中道精神贯穿于佛所说的一切法中，也是佛教各个宗派所共同信奉的原则，这一精神后来经过龙树的发扬光大，影响更为深远。
释迦牟尼非常重视众生的解脱，在现实社会中又以人的解脱为主，因此以解脱为目的的佛法与人自身有密切关系。
戒定慧三学事实上是对应人体三节的，戒律对治人身的贪欲，禅定对治人心的嗔怒，智慧对治人脑的愚痴。
禅学事实上就是心学，禅的本义是静心，定的本义是心住一境。
这也有经典的依据，在《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中有“施、戒、忍，此三事是增上戒学，禅是增上心学，慧是增上慧学”
[6]之语。
故后世禅宗号称传心法门，标榜以心传心，是很有道理的。
人体身心脑三节不仅对应戒定慧三学，佛教许多法相理论亦源于此，而经律论亦与此有关。
《大毗婆沙论》卷一云“为分别心名修多罗，为分别戒名为毗尼，为分别慧名阿毗昙”
[7]，可见经是说心，律以述戒，论以言慧，佛所说的经藏即心学、禅学，是佛法的中心。
与解脱的必要性、可能性理论的渐次发展相应，作为解脱法门的禅法也是逐渐展开的。
佛最初悟道凭借的是根本四禅，初禅舍相分别，但还有觉有观，二禅心转明净，无觉无观，产生喜感，三禅舍离喜悦，产生乐感，四禅入非想非非想处，离一切念，从而进入清净寂灭的状态。
后来又将“四无色定”
与四禅合称“四禅八定”
。
与解脱的必要性时期相应，禅法初期以厌离禅为主，即以不净观、安般观为中心的五门禅法成为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时期通用的禅法。
这种禅法以对人身的厌离、否定为主，通过观缘人身的种种不净（不净观）、世间业力的无常（因缘观）、人体呼吸的消长变化（数息观）、四大空识外境的虚幻（界分别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众生的悲悯能救之心（慈心观）来进入远离上述杂染的清净寂灭的禅定状态。
这种禅法以离染厌世为主，继而是向净求佛的念佛禅。
作为解脱必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佛经中大量介绍了解脱成佛之后的清净美好状态，这就构成了念佛禅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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