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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设计新政
张之洞不仅是清末新政的主持人，也是新政的总设计师。
慈禧令内外臣工就变法一事“各知所举，各抒己见”
后，张之洞就同刘坤一商议拟定变法章程，可这并不是刘坤一的强项，刘坤一恭维他说：“老弟你的经济文章，一时无双，就不要过问我啦，在这方面你是老大，你写好后我补充一下就行啦。”
张之洞不再推辞，于是他静下心来，埋头苦搞了一个月，终于写就了一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长达4万字，分别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了第一道《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在这道折子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
，认为人才成于教育，而教育是变法改革的首要任务，有道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因此，就教育改革问题，他提出了四条措施：设立文武学堂，改革文科，罢停武科，鼓励留学。
随后，他又上了第二道《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
在这道折子中，他认为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因此提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
紧接着，他又上了第三道《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
在这道折子中，他重申效仿西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籍。
这三道奏折所提出的变法内容和措施，有一部分张之洞已经实施过，属于洋务范畴，现在旧事重提，只是因为朝廷以前没有重视和推广。
现在提出来，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有一部分是维新派提出来的，因为戊戌变法失败，此后又遭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些变法措施一直没有实施，现在重新提出来，就是要重新实施。
张之洞思想进步最大的地方，莫过于他提出“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
。
封建社会，法制建设极不完善，国家大法形同虚设，更别提行业法规和刑事法规了。
张之洞提出制定这些法律，其实是把封建专制推向法制，而法制包含多层意思：公平、正义、合理、人性……
张之洞制定的新政措施高屋建瓴，全面新颖，既符合时局发展，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意愿，因而得到了朝廷和慈禧的高度赞赏。
慈禧看后，决定将其作为清末新政大纲实施，下令“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
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新政包括了维新派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康有为等人推行维新变法的结局人所共知，而维新派的主张被张之洞提出来却得到了慈禧的大加赞赏和推行，张之洞也因此被推崇为清末新政的总设计师和主持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同一件事情，面对同样一个人，让不同的两个人来操作，其结局咋就差得那么大呢？我认为，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做事情的方式上。
康有为等人过于激进和犯上，而且思想不成熟，做事不稳健。
有道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口吃不了大胖子。
搞政治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否则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毁灭了自己，也给革命带来了损失。
张之洞则恰恰相反，他机智圆滑，左右逢源，进退有据，审时度势。
他既有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懂得凡事三思后行，也有改革家的开阔眼光，时刻保持着洋务派首领的先进性。
在改革的路上，他没有因循守旧，也没有过度激进，有的只是循序渐进，征服各方。
难怪，慈禧和梁启超都称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
因此，康有为失败了，张之洞成功了。
新政推行后，张之洞的表现最为积极，他是新政总设计师，他得在全国疆臣中起上个模范作用。
于是，他更加卖命地督建铁路、兴学建校、发展工商、编练新军、开办工厂，等等。
湖北的各项事业，在新政推行后，又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制定律法章程
张之洞设计的新政大多都有章可循，有经验可借鉴，但“矿律路律商律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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