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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后来一想，他毕竟是过去的刘阁老，想打听一些情况还是容易的。
与此同时，山东以外的各地的主要官员也都已经启程。
杭州。
梅可甲迎上了北上的浙闽总督王鏊。
其实梅可甲的身份让很多人都难以把握，要说出身，他只是一介商人，即便有官身，但在大明的政治氛围中，不是科举出身的官身，那还是次一些。
可要说地位，他手握梅记，整个江南地区，想做出海生意的人没有一个不卖他面子的。
因为只有他，才有船。
再加上两位贵人都是他的女儿。
现如今，梅记俨然成了皇商，而他梅可甲也似有了重臣之尊一般。
这样，王鏊才来杭州见他。
不过王鏊脾气执拗，从来都不是攀附权贵的人，
他来此处不是卖这个国丈的面子，他是为了海贸盈余一事而来。
弘治十八年底，皇帝力排众议坚决开海，一整年的时间，浙江、福建沿海的百姓大半和海贸扯上了关系，即便不出海，也有可能将手里的商品卖与出海的商人。
其中梅记实力最强，今年6月、9月分别派遣了三十艘四百料大船集中出海，可以说是声势浩大，蔚为壮观。
而为了装满这些船，梅记的‘下游供货商’几乎遍及整个浙江，宁波市舶司最大的一处商铺就是梅记经营的。
相比较而言，福建和泉州市舶司也有一些大的商贾，但规模显然小于宁波。
王鏊给皇帝放到东南这地方来，就是要稳住开海的局势，所以于宁波举足轻重的梅记他如何能不来呢？
不要说梅记的银子和他没关系，梅记毕竟在他管的地界上做生意，述职之时，提到要起解多少银两入京，也是核心问题之一。
此外，
市舶司设立之后，朝廷陆续完善了税赋、查验、审批等机制。
所以今年朝廷在东南的银子，主要是三块。
第一，便是浙、闽两省原本的田赋。
这方面浙江多些，夏税秋粮加起来要将近二百八十万石，福建少些，大约在九十万石。
这一点他这个福建总督都是有数的，今年浙江和福建无遍及全省的大灾，而且两省官员，除了他还有王琼、毛纪、丰熙、章黎、王守仁……
在这么多人合力下，浙江的田赋也算是有所增加，去年为二百五十万石，今年足足增加三十万。
这很不容易。
大概也有浙江的贪官、宗族杀得更多的因素。
福建则动静不大，其往年也能上交85万石。
不过福建从来都是兵家不争之地，大明岁入两千八百万石，天天折腾这田赋不到一百万的地方也不容易有显著的成效。
第二，就是各地市舶司的所收的关税。
按照浙闽总督衙门给皇帝所上的奏疏，开海初期为了鼓励商人出海，三地市舶司的抽税比例都低，朝廷中有人建议十抽二，那就是20%。
这个比例朱厚照没有同意，他还是赞同总督衙门的意见，以低税而养海贸，所以最终定税二十五抽一。
而且一开始，朝廷就否定了‘税出多头’的政策，即对船、对人、对货各自收税，这样名目繁多实在不利于管理。
所以统一起来，三地市舶司只针对出海的货物征收实物税。
今年是第一年，即便民间热情高涨，三地市舶司所出去的货物，也不过七百多万两，商人盈利很多，但朝廷关税收入只有20多万两。
基本上是留于当地，用于市舶司三地的一些行政开支和俸禄发放。
而上缴的那部分，主要还是针对海外输入商品所征的关税，但大明是小农经济，除非开船过来，架起大炮，否则想在这里行销商品，那可不是容易事，所以基本也可以忽略不济。
主要朝廷也不是很在意，
因为朝廷获利的大头并不在这上面。
而是在梅记、杭州制造局这些官办商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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